缩小贫富差距需要一揽子计划新一轮改革的第二役需要直指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
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野田佳彦面对日本即将到来的财政悬崖，也开始失去耐心。如果推迟降低车辆增长率，再采取降温措施强压居高不下的房价，或继续引进低工资外劳来解决劳工荒问题，都会带来长期的不良后果，政府还可能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要拉下通胀率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来一次经济衰退，但这肯定不会是政府和民间乐意见到的。美国逼在眉睫的财政悬崖只不过是敲响了全世界的警钟。在减少拥车证数量和收紧外劳政策下，要看到通胀率下滑不太可能，加上私人住宅和组屋价格稳步上涨，更让人们担心房地产市场泡沫会出现。需要一场经济衰退吗？因为全球经济前景仍旧阴暗，还充满许多不确定性，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两个多星期前对明年呆滞的经济增长发出警讯。因此，有经济师建议这两个政策应推迟实施。
正当欧洲民众上街抗议政府推行财政紧缩政策扼杀经济，指责一味节约势必带来严重经济衰退之际，多位知名经济学家直接指出以继续节约来解决债务问题的机会几乎是零，要解决欧债问题，需要持续的救助政策，但在给予援手时，又不要求相关国家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目前困扰新加坡的是高通货膨胀率、劳工成本上升和企业经营成本高涨。即便是真心实意希望在创意产业上谋求发展的地方政府和创意产业园区，也因为交通闭塞、人才稀缺、产业链不完善、理念落后等因素造成其发展举步维艰。
不排除部分大学生在校读书期间通过勤工俭学来减轻其家庭经济负担，但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青年学子勤工俭学的所得报酬对于缓解学费压力而言仅仅是杯水车薪而已。历史和现实足以证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尽管这个转变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其美好前景值得期待。教育产业化和高校去行政化姑且不论，单说课程改革的参差不齐和顾此失彼就已经成为问题。在这一整体国民心态极为明朗的形势下，各地炒房团的高调鼓吹和联袂出演自然也就不乏受众。
从长远考量，这些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健发展。这二者原本就是相辅相成和谐统一的，但人民的幸福安康必须以国家的富强为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国家的富强靠什么 靠人才。
迅速完成住房持有者由开发商向国家的过渡，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也是诸多策略展开中的关键环节，更彰显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国家一以贯之奉行的对人民负责的原则。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难以化解而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投资依赖症。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说到底还是为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三是国家财政投资建设。至于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因为房地产式微、房价下跌而受到影响并不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太大影响。客观看来，楼盘炒作与房价居高不下一方面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有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安土重迁、一心求稳的整体国民性格。以上种种，造成了中央财政的大量消耗和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许多地方政府因为住房拆迁、土地征用以及借贷融资而负债累累，不仅没有带动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反而背上了沉重的枷锁，使原本循规蹈矩的发展步伐变得更加缓慢。
同时，部分地方官员为了凸显政绩，以消耗大量财力和资源为代价，对城市基础设施屡拆屡建、屡建屡拆，在任期间无休止地大兴土木，以此拉动地方GDP的表面高速增长。时过境迁，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时今日，精英教育对中国而言越发凸显出其重要性。
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高度繁荣对提高和巩固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是不容置疑的。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已经刻不容缓，因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的人才。
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依靠房地产开发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只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其本身并不具备可持续性。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策略首先是抑制房地产炒作，完善住房相关政策。安居才能乐业，民生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经济的发展向来要以社会的稳定为前提。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足以说明中国的智识精英依然极度匮乏，而现实问题是，中国人口如此之多，虽然高校扩招也在不遗余力地实行，硕士博士的培养也早已形成规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教育的初衷和结果并不和谐，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人才培养模式存在问题。究其原因，是庞大打工群体的人口流动和中国社会的陌生化造就了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奇观。房地产泡沫经济对中国经济增长业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府主导也好，市场调节也罢，房价的下跌本身并非偶然现象，实则是泡沫经济难以持久的必然。
投入财力进行项目建设本身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地方政府缺乏大局意识和长远意识，盲目地申报建设项目，加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进行的国情调研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相对片面性、滞后性、主观性和随机性，造成上情下达和下情反馈不够明畅，影响了中央对于地方申报建设项目的审批监察和全局统筹。再次是强化精英教育，提高科技水平，转变人才培养模式。
在此种教育环境下希望培养出相当数量的智识精英又谈何容易。法律以迁延为失效，人心以积久为灰冷
按照流行的说法，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之所以有万分的必要存在，主要是因为国家要通过它们来控制"重大国计民生"。这就呼唤一个类似于体改委这样的部门--我们不是因为它拥有强大的管制能力而呼唤它，而是因为它自身有可能不陷入既得利益纷争而期待它。
由于这是一个宏大无边且与现实高度关联的问题，绝非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就能阐述清楚的。在改革之初，这些群体曾是改革的热心支持者，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仅仅"做大蛋糕"--所谓"发展"--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所有社会群体的诉求，如何"切蛋糕"--"分配"--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之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转而利用自身掌握的话语权，试图在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领域里，将尚存诸多不合理性、原本属于改革中途的 "过渡体制"永久地固定下来，从而谋求本集团利益的持续最大化。未来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中共中央体制改革委员会"，由一位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中央主要领导主持。二．撬动改革的支点由此可以看见，未来十年的改革，在经济领域，最需要做的是改变视金融为国有经济输血脱困之工具的错误观念，还原其一个中性的社会资源配置平台的定位。
就此意义来说，温家宝总理去年起亲自督办的国务院各部位公开三公经费，是一个良好的开始。这就牵涉到了金融体系对它源源不断的输血。
所以西谚有云："悠悠万事，惟税为大。"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议会--英格兰议会正是因税收和财政的分歧而诞生的，而我们所熟知的美国国会两党的争吵也主要集中在财税问题上。
按照许多有识之士的分析，中国改革之所以陷入僵局，共识难以取得，动力日益衰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所谓"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没有一个拥有强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充满生机的"社会"，中国未来必将发生的政治变革的前景将会非常叵测和险恶。
因此，展望下一个十年，如果要推进改革开放的话，首先要对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进行一番解剖。近年来从楼市到"蒜你狠"、"豆你玩"等等市场的疯狂炒作，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难（以所谓"温州危机"为代表）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造就了长达2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奇迹。这是正确的，但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并不意味着必须通过政治力量来重新规划、进而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方式来补偿另一部分人。
换言之，"中国模式"也包含了主动融入"全球化"这一内容，所谓我在前文说，加入WTO是它正式形成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简言之，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一般产业完全市场化、金融及资源产业国家严密控制、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和购买力旺盛的全球市场。
然而，组织性质的非政治性并不妨碍它们在追求各自具体和独特目标的过程中对政府权力发挥有力的制约功能。但这种"新双轨制"造成了比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发政治动荡的"官倒"更加触目惊心的新的巨大寻租空间，是眼下司空见怪的绝大多数贪污腐败罪行的源头。
2）对金融以及资源、原材料行业实施高度集权的国有行政垄断，据说这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所谓"社会效益"的最有效办法。在证券业，则是取消发行审批制度，让合规的企业自主、自由地上市融资，平等竞争社会资本。